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

　　令人担忧的中小企业

　　《21世纪》：今年是《劳动合同法》施行的第一年，从表面上看，这部法律对员工的利益偏向较多，因而获得了劳方的普遍认同。但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也每每利用各种场合宣称，过高的劳动保护实际上抬高资方投资设厂的门槛，打击其投资积极性，降低经济增速，最终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是一部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大家也认为低工资和低利率形成了“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但在实际争论中，双方还是互不相让，对此您怎么看？

　　黄亚生：现在中国面临着本地企业创新乏力、劳动者收入增长过缓等种种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长期积累所致，像颁布法律提高劳动者地位这样一些短期的解决方案，可能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使现状变得更加恶劣。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提高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要求企业与员工签订长期的就业合同，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劳动合同法》可能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使中国的就业变得更加困难。过去低工资的方式至少还可以勉强解决就业问题，但是新法限制了企业家在就业方面的灵活性，势必会减弱他们创造就业的积极性。而中国民营企业少有的亮点之一就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会打击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劳动合同法》的本意是好的，希望提高员工地位，保障其利益，也希望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成本的方式来迫使企业向自主创新的方向转型，但实际上我个人比较质疑其最终效果。原因在于，首先，这能否促进科技创新仍不确定。新法只能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让那些依靠廉价劳力运转的企业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但影响科技创新的其他因素，比如融资难和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它都无法解决。其次，这可能会造成失业。在我看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企业创新不够，而是就业不足。

　　《21世纪》：您提到了就业的问题。现在不但在《劳动合同法》的问题上，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也出现了相似的争论。一边认为假如中国的宏观经济要恢复平衡，那么人民币需要升值；一边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出口企业打击很大，因此要慎重。您对这样的争论又持什么观点呢？

　　黄亚生：实际上，我对这些争论的观点和我对中国中小企业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先说明一点，由于中国的大企业主要是国企，因此这里的中小企业主要指的是民营中小企业。在这次访谈中，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多重压力。首先是汇率压力，名义汇率现在主要看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但由于通胀的因素，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可能对所有的货币都在升值。而决定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是实际汇率，而非名义汇率，也就是说，无论名义汇率是否升值，中国那些从事出口生产的民营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在上升，工资上涨的压力也在增大，这里面就有《劳动合同法》的因素。

　　再次，环保等标准的提升也在加大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21世纪》：但很有趣的是近年来政府针对这些状况也提出了要走向自主创新，要做大做强中国公司，实现规模效应以参与全球竞争。但我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看到的往往是大企业，尤其是大国企，之间的并购或者重组等，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国航欲收购东航，以打造中国航空界的超级航母。大企业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吸引人的眼球，但实际上一国经济的活力往往决定于中小企业的状况，那么您认为现在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如何？

　　黄亚生：你提到的这些情况是存在的，而且对大企业的重视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开始了。从中小企业的运营环境来看，我觉得总体上是有改善的，比如贷款方面。但这种改善是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的，因为过去的运营环境太恶劣了。比如2005年通过了准许民营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非公36条”(2005年2月25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由于文件内容共36条，因此也被简称为“非公36条”——编者注)。但实际上世界范围内对民营企业有这种限制的国家是很少的，中国在2005年才取消了这样一些不正常的规定。所以我说现在的环境是有改善，但起点非常低。

　　《21世纪》：那中小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黄亚生：全国工商联大概每隔两到三年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一次比较详细的调研。我仔细看了这些调研数据，结果是相当让人担心的。这点可以从几个指标的数据上看出来，比如员工培训、科研项目、新产品和专利等，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民营企业在这些方面没有明显的改善。

　　另外，最近几年国内对企业“走出去”的讨论较多，而大部分进行海外投资的都是国营企业，但我个人更看重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状况。从发展结果看，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状况没有很大改变。其中，2006年这方面的数据最值得重视，因为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开始升值。假如宏观上人民币会发生明显的升值，那么企业在微观上的回应就很值得关注了。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当宏观货币环境改变的时候，企业会做一定的微观调整。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到海外去投资，尤其是科技方面的投资，因为企业希望实现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但我把2004年到2006年的数据做了详细的比较，发现在这方面中小企业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微观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日元升值的历史来看，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进行了幅度较大的升值，这使得日本国内很多不适应高币值的企业都倒闭了，最后成功的都是科技型的品牌企业。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在新的货币环境下，广东等地从事简单加工制造的企业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不能，对这些地区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目前还缺乏像索尼和丰田这样的品牌企业的情况下。

　　《21世纪》：但就像您之前说的，中小企业不是只面临汇率升值的压力，还有上游原材料涨价和工资上涨等压力，这说明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可能现在是很严峻的。

　　黄亚生：是的，这里要强调一点，从科技发展的程度来看，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可能要远远落后于日本1980年代的中小企业，而当时日本的很多中小企业都倒闭了。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会远远超过当年日本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从这点出发，也许整个中国经济在未来面临的问题也会更严重，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21世纪》：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发展了30年，为何中小企业还是这样的状况呢？

　　黄亚生：你去看看中国的企业，会发现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技术含量是很低的。比如广东，按照正常的发展状况，30年的高速发展，广东现在应该会出现一批高、精、尖企业，但现实是企业在技术和品牌上依然表现平平。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不合理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不是经济正常发展应该出现的结局。

　　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在动态上讲，广东的企业应该向高科技方向发展，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认为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发展这些行业的政策和手段是不适合市场经济运作的。现在很多行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地方政府投资的，在激励机制上，它们会比较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不是创新型企业。所以中国目前的主要行业，如钢铁业和铝制造业，仅仅是在重复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轨迹，并没有什么创新，那些真正能够创新的民营企业却缺乏必要的法律和金融支持，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假设中国具有良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在制度建设上保护真正创新，那么中国应该是可以与美国和非洲同时竞争的。因为上海和北京这些城市的人才实力、科技含量，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和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进行比较的。同时，贵州、湖南这些省份的人力成本优势，又是可以和非洲、墨西哥去竞争的。但现在我们走的是美国和日本的老路，发展污染性很强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导致的结果是GDP增长了，但并没有有效带动社会就业，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等很多问题，在国民总福利上，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面对这种结果，我们现在也许应该反思一下这种政府推动型的经济模式了。

　　中小企业丧失创新机会

　　《21世纪》：美国的技术创新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推动的，但中国的中小企业似乎并非创新的主体，这和美国是正好反着的。

　　黄亚生：这种现象是政策造成的。我过去有一次在上海，希望那里的官员安排我接触一下当地的民营企业，结果对方的第一个反应是很惊讶，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会对那些“卖茶、卖菜”的民营企业感兴趣。但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才有些奇怪。因为现在美国的很多知名企业，比如微软和惠普，在早期都是“个体户”，惠普甚至是从车库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小“个体户”在美国之所以可以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大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拥有良好的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支持。

　　过去十几年中国一直在强调大企业，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惨痛的。把大多数的资金都安排给了大企业，从而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丧失了改进技术、创造革新的机会。而大企业的发展往往依靠的是成本优势和高消耗的模式。过去我们提出过“做大做强”企业的口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比如2006年上汽集团进入了《财富》500强，表面上看上汽销售额很高，利润也很多，但对全社会来说，它生产的桑塔纳汽车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很严重的，而这个成本上汽并没有承担。《财富》500强主要是以上一年度的总营业额为指标进行排名，但这就相当于全社会付出的成本跑到上汽集团的帐号里去了，然后上汽再用这个帐号争取了一个财富500强的席位。

《21世纪》：但政府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要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那你对这点怎么看？

　　黄亚生：企业是一个有机体，它的成长要经历一个从低技术到高技术的自然过程。但高科技和低科技的划分，不是取决于企业做了什么产品，而是取决于企业怎么去做这个产品。不能笼统地认为生产纺织品一定比制造计算机的科技含量低，例如我所任职的麻省理工学院目前甚至在研究衣服的形状和结构是否可以随着人体温的变化而变化，而这是属于纺织的领域。但可悲的是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产品，生产计算机就是高科技，制造纺织品就是低科技。

　　实际上，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划分不应由政府来做，而应由企业家自己来做。当面临激烈竞争的时候，企业家必然要选择高科技和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为此，企业家也将会决定使用何种技术最为经济，最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由此源源不断的推动科技产业化的发展。而由政府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很可能会断送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将是非常可惜的。

　　《21世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通胀，政府对银行信贷总量进行了行政控制。面对有限的信贷总额，银行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业机构，自然会将资金更多的贷给大企业，因为这样风险较小。但也由此造成了一种局面，就是中小企业成了信贷紧缩的第一个牺牲者。您对此怎么看？

　　黄亚生：肯定是这样的。我讲两点，第一，在中国，给民营企业的信贷大概只占整个贷款总额的20%到30%。但这一指标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就已经达到了40%的水平，十几年后这一比例到了80%。国内的经济学家过去总是说，1978年国内银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是0，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了，所以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是1978年的0是非常反常的现象。实际上与其他类似的经济体相比较，中国这方面的发展是很缓慢的。

　　第二，从中国以往的经验来看，每一次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最受打击的肯定是中小企业，你刚才提到的贷款额度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微观和宏观的矛盾。微观上，要实行比较理智的经济政策，就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这在宏观上又可能造成货币的过度供给，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很难想象，银行会首先贷款给中小企业，而非国有的大企业。由于经济环境的限制，中国经济在微观和宏观上长期存在这样的矛盾：保持宏观稳定就要牺牲微观的效率，提高微观的效率又可能牺牲宏观的稳定。如果不改变一些相关的制度，那么这种矛盾会永远存在。

　　《21世纪》：现在政府在大力倡导要提高工业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许多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您怎么看？

　　黄亚生：一个国家的经济肯定要从低技术往高技术发展，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问题是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提这个口号的时候，往往容易出问题。其实市场经济自然的发展结果应该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自发的选择高科技产业，而欠发达地区会自发的选择搞低科技产业，就像美国的麻省和北卡罗莱纳州，其产业结构是自然形成的，无需政府进行调整。但中国的问题是贵州、广东和上海的地方政府都在搞高科技产业，这就有问题了。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